惟上智之资，无物欲之蔽，为能无待于教，而自能感发以有为也。

[10]朱铸禹校，2000年：《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6]《毛奇龄易著四种》，2014年，中华书局。

朱熹的河洛学说正是他理学阐述与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如何处理儒学历史、思想遗产的鲜活经验。第三，虽然黄氏兄弟对朱熹河洛学说大加挞伐，却也突出其转化、运用河洛思想的一面。第三，认为《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即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言皆出于天意。他们以经书为本，对所涉河洛记载予以分析，严词驳斥汉宋诸说，就河洛与易学、儒学、儒道关系等进行反思批评。【参考文献】 [1]古籍：《礼记》《论语》《尚书》《四库全书总目》《图学辩惑》《西河合集》《易学象数论》《周易》《周易象辞》《周易寻门余论》等。

同时，黄氏兄弟的河洛之说也暴露出观点、论证方面的诸多缺陷，对河洛内涵与历史发展的认知、解释亦有明显不足。（黄宗炎：《周易象辞》卷十八）此外，黄氏兄弟认为刘歆、朱熹等将《洛书》与《尚书》洪范九畴联系在一起则难以成立，夫洪者，大也。对垒各方均面对考证、解释的难题，并于解构与建构上各显其能。

三者，黄氏兄弟对传统学术思想史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六经在他们看来是孔子删定、无可非议之圣学，后世增列之经难以媲美，附于河洛之上的汉之谶纬、宋人演绎和明儒因袭之举皆遭摒弃。所谓畴，即沟洫之谓，名之曰‘九畴者，即井田九百之意也。朱熹的河洛学说正是他理学阐述与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如何处理儒学历史、思想遗产的鲜活经验。[7]钱穆，2011年：《文化与教育》，九州出版社。

黄氏兄弟的批评，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宋代图书易学的独特成就——不仅创造了河洛图式，还将之作为画卦作《易》之源的易学意义，延续孔子的易学思考，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抽象化的内容，开创了全新的‘象‘数思维模式。此后汉学、考据学兴盛之时，关于河洛的历史还原、文献辨析则更为充分。

孔子之时，《易》已完就，假使河洛是画卦依据，那孔子便不会因为河不出图而心生感慨。黄宗羲指出：《顾命》西序之‘大训，犹今之祖训，东序之衢，犹今之黄册，故与宝玉杂陈。（《毛奇龄易著四种》，第71页）黄氏兄弟与毛奇龄、胡渭等虽观点颇多相合，论证方面则有较大差别，表现为缺乏系统的解经方法支持，没有将传统解经经验上升为解经方法或解经体系。不过，此六种即便加上先秦有关河洛的记载，也显然只是现存先秦文献中的极少部分，说明河洛在当时若非人所共知，就是还没被特别对待。

毛奇龄与黄氏兄弟的见解相似处颇多，然而毛氏治学偏重经学，往往立异标新，对河洛历史文献的梳理比黄氏兄弟更为细密，颇能襄助论证。这是因为，他们对汉代河洛资料的全面掌握、客观叙述、准确解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河洛学说的缘起、原因、增益层次、价值意义等等缺乏足够探讨，从而对汉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功能、意义的认识流于简单化、表面化，存在理解偏差，遮蔽了汉唐图书文献背后具有的政治哲学、文化传播学、文献学、文本学等方面的学术史意义和理论思想内涵，进而在他们的理解中带有门派、门户之见，儒学思想上趋向保守，而文化上越发狭隘。但他们立足河洛所呈现的观点论证、批评意识、经世面向引发后世持续关注和讨论，多被现代学者肯定，不失为河洛研究，乃至学术思想批评史上的代表性事件。易学方面，黄氏兄弟激烈反对圣人作《易》参照河洛之说，认为后世流传的河洛图式及解释非《易传》原有之意。

如何重新审视河洛研究史及河洛问题本身，是当下探讨如何进行传统重建、文化自觉这一系统工程的理论试验场。二人的锐意批评及反思、反抗意识，颇受近世学者青睐，但当下之研究则将河洛置于尴尬之境地，几乎视同糟粕，须当再行反思。

[3]胡渭，2008年：《易图明辨》，中华书局。图书学方面，除还原河洛的真实面目，还以此批评后世流传的先天图、后天图，以及依附于河洛的各种图式与解释。

先秦典籍中有关河图洛书（简称河洛）的记载甚为寥寥，但汉代以后对河洛的叙述、阐释和讨论从未间断，以至史料层累、横议频出、卷帙繁多。黄氏批评固有一番道理，但汉唐图书之说却不可一概否定。河洛之说兴起于两汉，黄氏兄弟对汉代河洛之说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的河洛之说背后有着更为宏观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历史批评方面的追求，然据其河洛考证与解释是无法完全实现的，更何况他们的考证面临不可逾越的文献缺失，其考释也总被批评的意见、态度所牵系，遮蔽了所批评对象学说的客观实际、合理之处。二人把历史史实、文献作为批判工具，直接所求在于驳斥宋代图书易学与汉唐不同，确证宋人作伪。新时代需要新学术虽至急切，而学术界终无创辟新路之志趣与勇气。

图学从来出自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围绕二黄河洛之说，后世不乏附和与对之进行完善者，也有进行批评者。

即《易纬》妄推其说，亦不过指之为文字之类，如《河图要元篇》可验也。宋代河洛之学，不似汉唐铺陈构拟，而是深究其中潜含的经书思想的核心问题，并纳入理学论证框架。

（《毛奇龄易著四种》，第69页）其又据《淮南子》河出丹书，洛出绿图、郑玄《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指出河洛无非简册之属，且否定球石之说：天球河图与赤刀大训相对，则大训河图并典籍之类。出图书，指俯察地理而言。

值得注意的是，胡渭还能从文献本位提出与黄氏兄弟相左、与朱熹类同的观点，但相比黄氏兄弟，胡渭等人更多的是学术、经学面向，批评之锐气与反思之冲动甚为淡薄。随着中西方文化、学术、学科的融合，学术研究脱离了原有的经学框架和文化价值理念，越来越以真理性、科学性、客观性作为不二法门，因而黄宗羲、黄宗炎等人的河洛讨论一方面得到肯定并被深入辨析，另一方面则被认为批评不够彻底，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其一，顾颉刚在《〈河图〉与〈洛书〉》和《〈河图〉〈洛书〉的倒坠》两文中认为河洛之上充斥着各种附会、讹传、谬说，应当在欧阳修、黄氏兄弟、胡渭等人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彻底否定。河洛批评虽盛极一时，但并未完全消解信奉朱熹者，如清代杨方达、江永、刘兰秀、冯道立等，以至清末杭辛斋等学者，仍阐求宋代易图精蕴，以求会通。黄宗羲、黄宗炎援以《尚书》，通过类比、推理，认为图书为地理方册之书。

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皆典籍之类，第未尝实指为是何规画，是何简册。

一方面亟当对河洛问题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体系下的处境进行反思，既从中获取文本解读、史料分析和学术批评的经验，又切实思考如何认识传统、重估传统，进而获取进行文化自觉和文化重建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历史经验、学术路径和思想方略。宋人对汉唐的继承，则是误信。

提要：河洛问题是黄宗羲、黄宗炎兄弟易学、图书学批评的首要内容，也是以此形成儒学、历史文化批评的重要落脚点。朱熹深知河洛争议已久，但他针对质疑河洛之说的解决思路、学术策略和处理态度，是激活历史文化遗产的典型案例，其《答袁机仲》云：熹于世传《河图》《洛书》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

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他们以经书为本，求证河洛的真实面貌，梳理河洛与儒学发展的学术史脉络，驳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河洛学说。天垂象，指仰观天文而言。所以，观于《论语》，而《图》《书》为地理益明矣。

（陈岘，第23页）黄氏兄弟、毛奇龄、胡渭等图书学批评者虽然对宋代河洛学说乃至整体图书易学的问题进行有力批评，但并未提出更具思想性和创新性的理论，也很难在思想上彻底驳倒朱熹理学和由此建立的宋明新儒学。在现代学术思想体系下，对黄氏兄弟的河洛再研究，呈现某种历史的呼应。

他们极力反驳汉宋以来的两种主要解释倾向，其一是针对汉代谶纬之风，指出所谓符瑞，乃怪诞之谈，当为后世附会，当日之所谓怪妄者，犹是汉儒之说，第以龙马、神龟为不经耳。（见《西河合集·西河经集凡例》）基于经典的理解、解释、批评、诠释及再创造过程，预伏一系列需要弥合的问题，毛奇龄、胡渭的论证与考据无疑是对黄氏兄弟的完善和发展。

天高无所亏蔽，即其垂而可象。河洛之于现代，不必然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部件、处理对象，但仍需在重建过程中给予适当的位置，它可能是现代科学眼中的迷信，是现代学术的解剖对象，但也可以是文艺作品的创作元素，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展示，是和龙、太极图等一样的文化图腾，构成了文明记忆不可缺少的部分。